耐人尋味的解讀
法國向來以其具有悠久傳統的“中國學”著稱。作為當代法國漢學傢代表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寫落入蒙古軍手中之前的南宋首都杭州繁榮景象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導言”中，有如下敘述：一二七六年，杭州遭蒙古人侵占，而整個中國也在其歷史中首次全境失陷。對於漢人來說，看到中原完全屈從於反抗一切文化、堅持其好戰的部落傳統的蠻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內俱焚的經歷。而對於西方人來說，這些遊牧民族令人驚訝的征服也使得大傢瞠目結舌。蒙古人入主中原沉重打擊偉大的中華帝國，這個帝國在當時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傢。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前夜，中華文明在許多方面都處於它的輝煌頂峰，而這一歷史性事件卻讓中國歷史遭遇瞭巨大挫折。這段描述鮮明地反映出將中國與西方世界作為文明國度，將蒙古等遊牧民族定位為蠻族的荒唐意識。
謝和耐不過，是否真如謝和耐所言，蒙古入主中原給中國帶來瞭沉重打擊呢？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將蒙古視作一個逆所有文化而行，隻為戰爭而生的“蠻族”呢？並且，謝和耐書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奪去瞭史上罕見的高度繁榮呢？
謝和耐這本出版於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一座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皆以高度精致聞名的文化城市——杭州為題材，精彩且栩栩如生地再現瞭當時杭州百姓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此書目前已有英文及中文的翻譯版本，享有極高的聲譽，至今也發揮著極大的影響力。日本也由栗本一男於一九九 年以『中國近世 百萬都市— 襲來前夜 杭州』為題翻譯出版。方才的引文即出自栗本一男的譯著。
然而，隻要通讀該書，就會留意到幾個奇特之處。那就是他在引用談論南宋時代杭州的繁榮的史料時，除瞭中國文獻外，還使用瞭馬可·波羅（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等人的遊記。
特別是馬可·波羅的敘述，因為其坦率的描寫總是被當作最有價值的資料來使用。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悅”一節中，謝和耐首先就引用瞭馬可·波羅如下的一段話：“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頂級城市。在這裡可以享受到各種樂趣，甚至令人幻想自己身處天堂。”
這樣的引文處處可見。每次讀到類似的文字，都不由自主地產生某種無法言喻的奇異之感。誰都知道，馬可·波羅來到的是蒙古統治下的東方。他所目睹並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統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是南宋時代的杭州。
有關這一點，謝和耐在序文最後做瞭附帶說明：馬可·波羅於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為止都生活在當地，“當時的城市與南宋時代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他的意思是說，將馬可·波羅的記述解讀為南宋時代杭州的見聞亦無妨。
筆者對於這位名喚馬可·波羅並聞名於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問：他是不是一位確實存在於世界上的人物呢？
之所以有此疑問，是因為現無確證指出馬可·波羅這位在威尼斯檔案館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與我們通稱為《東方見聞錄》的一系列遊記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更何況，能否將所謂的《東方見聞錄》視作一部書，也是一個疑問。雖然它有一系列的抄本，但這些抄本的內容與時期都各不相同，要設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難。
在此，姑且將之擱下不談，若以其遊記《馬可·波羅遊記》（Il Milione，亦可譯作《百萬之書》）為據，他的確是在一二七六年來到東方的。正是杭州在蒙古軍前不戰而降的那一年。
隻是，他並非馬上就來到杭州。有一段時間，他是跟隨大汗忽必烈，待在夏季的首都上都與冬季的首都大都（現在北京的前身）的。“馬可·波羅逗留中國期間，一直待在杭州”的這種說法純粹是一種誤解。
問題在於一般認為馬可·波羅停留在東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的這段時間，杭州與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這一點上。
若是單純來想，蒙古統治下的杭州必須一直和極盡繁華的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才行。也就是說，蒙古的入侵幾乎沒有對杭州造成任何影響。如果說杭州因蒙古而失去瞭繁榮，那麼要引用馬可·波羅的敘述來討論南宋時代的繁華，很明顯就是自我矛盾的。那麼，要引用較馬可·波羅更晚的伊本·巴圖塔在蒙古軍進駐杭州已經半世紀以後的記述就更不合理瞭。台中通馬桶價格
即使在蒙古到來以後，杭州也一如既往地保持著繁榮。這是極為簡單的事實。越是引用《馬可·波羅遊記》等蒙古時代的文獻來描繪杭州的繁榮，就越是反證瞭所謂“蒙古的打擊”這個想法隻不過是一種虛構。
其實，就算不使用馬可·波羅等異邦人的記錄，所有一切同時代的漢文典籍史料，都顯示杭州自南宋時代至元代始終是罕見的繁榮的大城市。就前文所引用的激烈語氣來責難蒙古，悲憤慷慨地指稱他們給中國文明帶來瞭沉重打擊，其實都是無法用歷史事實來加以證明的。
這樣的誤解其實不限於謝和耐，在日本或中國以及歐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時常可見。倒不如說這才是一般的見解。
謝和耐隻不過是直率地表明瞭不問東洋西洋，從研究者到一般人士都往往會有的“深信不疑”的傾向。撇開上述不談，謝和耐的著作在生動地描寫瞭貫穿南宋及蒙古時代的“中國近世”大型城市杭州的繁榮這一點上，的確是一部非常傑出的著作，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問題在於這個“深信不疑”是否可信。在歷史研究中，沒有比這個還要麻煩的瞭。
而且更惱人的是，結論一旦形成，就頗難加以訂正。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形成的學說與結論，總是會擅自開始流行，許多人都會聽從於此。但是，那隻會造成重大的結構性誤解，成為“定論”或“通說”，被人們廣泛接受。這麼一來，在許多人的認知裡，當然就會存在“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
蒙古大軍進入杭州城的實際情況
一二七六年初，曾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顏（Bayan）所率的蒙古軍隊前不戰而降。滅亡的南宋當時的年號為德祐二年，用使其滅亡的蒙古忽必烈政權的年號來說則是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的印象不同，蒙古軍隊實際上完全沒有掠奪杭州市街。其中少數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內外，有總計達四十萬人的軍隊駐守，面對南宋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方針，一部分擔心日後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南宋將士引發瞭暴動。他們對於蒙古軍進駐一事既軟弱又無能，對南宋政府卻態度強勢。暴動的主力是下級士兵。軍中將領和贊成盡快投降的高層官僚一樣，熱衷於保全自身性命。而在“征服者”蒙古兵臨城下之際，想盡辦法要在和平中獻城的那些人，與對此主張抱持不滿的人之間產生瞭沖突，也就是發生瞭內訌。
臨安（杭州）形勢危急反叛的一方遭到鎮壓，另一方帶著被稱為少帝及恭宗的南宋幼主趙昺兄弟——兩位幼童——逃出杭州，企圖前往南方東山再起。在這場混亂當中，南宋士兵中有某些人擅自闖入杭州市內的民宅，放肆地進行強搶、掠奪等暴行。
本應是征服者的蒙古軍隊，反而是紀律井然地入城的。蒙古軍為瞭維持治安，令杭州市內傢傢戶戶在門前貼上傢族全部成員的姓名，並禁止夜間外出。
有中國史研究者認為，蒙古軍隊的行為更讓人記恨。但是，我們不難想象，若蒙古軍隊不慎重地維護秩序，管理杭州內外，局勢究竟會如何發展。南宋成立已有一百五十年，若自北宋建國起算的話則已逾三百年，這樣的國傢與政權消失毀滅，卻幾乎什麼暴動都沒有發生，這或許才真的令人吃驚。
當時蒙古軍隊如此漂亮地控制住瞭局勢，即使在歷史上幾個類似事例中也是相當突出的。雖然這是因為有大汗忽必烈的嚴格指示，但從此事也可窺知蒙古進駐軍中以伯顏為首的將官們的能力非比尋常。
在中國史上，這樣的和平過渡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一般來說，中國史上的政權更替若是以某個王朝或政權以武力消滅另一個的形式進行，一定會演變成非常慘烈的事態。我們雖然很容易誤以為前近代的中國史是以士大夫或讀書人為中心、軟實力占優勢地位的，但若與日本列島或朝鮮半島的歷史比較即可知，在中國史上治亂興亡異常激烈，硬實力才是至高無上的。
與此點相關，謝和耐在前引書中指出：“與一般所相信的相反，中國歷史在人類歷史中是其他國傢或區域無可比擬的沖擊性事件之連續，是最沾染血腥的歷史。”這是難以否定的。與此不同，一二七六年蒙古對杭州的占領，與其說是“征服”，不如說近似於“接收”的這種溫和的印象。並且，在此前後，蒙古極為和平地收服瞭南宋舊領江南（中國本土長江以南之地）全境，情況也可以說是大致一樣的。
但是，這樣一來千篇一律的“歷史”就不成立瞭。因為蒙古是“蠻族”，所以不破壞“文明”的話就於理不合。因此遊牧民從一開始就被視作惡徒。
或許讀者們無法相信，但一二七六年蒙古軍來臨之後，杭州究竟發生瞭怎樣的改變？什麼變瞭，又有什麼沒有變？確切的情況幾乎不清楚。首都杭州既然如此，那麼其他江南各地的情況也可以由此推知。
就目前而言，除去幾個特殊的話題及事件外，專門研究者從事的有關蒙古治下的杭州與中國南方的確切的實證研究極少。這是今後務必要持續進行的課題之一。
然而，明明沒有根據，“杭州遭受蒙古打擊”這種說法卻被大肆宣揚。這就是“結論先行”“信者不疑”等心理在作祟。
沒有“政治”的繁榮
那麼，杭州有什麼改變呢？由於蒙古的接收，南宋宮廷及中央政府從杭州消失，杭州不再是首都瞭。這是誰都不得不承認的、毋庸置疑的事實。
從秦漢帝國開始到近代，在中國隻有首都是大型城市。歷代中華王朝，在人口極端集中於首都及中央機構這一點上，具有與世界其他區域相當不同的特殊政治制度傳統。與其他城市相比，中國的首都大得極不自然。
如果是支配廣大區域的王朝或政權，首都就會有數千人的“正式中央官僚”和作為其接班梯隊的“太學”學生，外加至少三十萬到四十萬的首都軍隊防衛京畿。
所謂的正式官僚，是指具有正一品到從九品官階的“流內官”。其下還有不具官階，負責種種實際事務的數量龐大的下級官吏。這些人一般被稱作“胥吏”。其確切數量雖不清楚，但應該有“流內官”的三四倍。
光看官僚、太學生和胥吏，保守估計也有兩三萬人。加上還有首都駐軍，再考慮到他們各自的傢族，數量就會更驚人（不過，胥吏或一般士兵是否都有餘力娶妻成傢、養育孩子，則另當別論。據說在傳統中華王朝中，軍人尤其遭到蔑視以及惡劣待遇，因此終生單身者也相當多）。
此外，最重要的是，首都中還有天子及皇族。然後，還有後宮佳麗及宦官、奉仕貴族的各種宮廷仆婢等。其數量也不容忽視。
光是合計以上的人群集團，人口就超過瞭五十萬。這些人單單因為首都這樣的理由而存在。而且與這些人的衣食住相關的人群集團也必須考慮在內。想想這些必然的附帶人口，其數量就變得相當龐大。
不管在哪一個時代，中華帝國的首都都必定是人口達到一百萬左右的巨型城市，這在前近代世界中是極為特殊的情況。即使是在隻擁有“半壁天下”的南宋，情況也沒有太大差別。
在蒙古完成接收後，皇室、宮廷、中央政府從杭州消失瞭。首都失去瞭聚集人群與物資的源頭。
當然，要是所有的官僚與吏員都失去工作，那麼想必他們的傢人與隨從也隻能流落街頭。因此，蒙古將主要著眼點放在沿用南宋原有機能，極盡可能地避免人心動搖或人口流動上，借由制定安定化政策，讓大多數南宋舊臣官復原職，能夠再度就職於各種軍事、行政、經濟、宗教等部門。
另外，駐屯於首都內外的士兵之中往南方逃亡者，幾乎都順勢向蒙古投降。可以想見，這些以前靠薪餉生活的人們失業後若無人管制，勢必成為社會不安的因素。因此，蒙古在考量士兵優劣與本人期望的前提下，將他們派往亞洲各地的戰線。在遠征日本的第二次“弘安之役”中，據稱從中國南方乘船出發的人數達到十萬，其中大部分都是這些人。
軍人們在蒙古到來後急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為新的駐屯軍被派到杭州來的蒙古士兵，其數量達一兩萬人。
如果單就以上條件來考量，杭州人口的確是減少瞭。
總而言之，由於有相當數量的純粹消費的人口在一時之間消失，經濟活動理應衰退。
實際上，在九十二年後的一三六八年，在蒙古舍棄中原退回北方、明軍取而代之進駐的大都，也就是現在的北京，也正是如此。曾為蒙古首都的大都被改名為北平，再加上明軍的掠奪、破壞與焚燒，轉瞬間就變得冷清寂寥。其後，一直到永樂帝遷都至此、改稱北京、進行重建的五十多年間，除瞭永樂帝奪取政權前的住處“燕王府”，其餘皆是焚毀後的巨型遺跡留下的烏黑淒慘的面貌，道盡滄桑。
然而，蒙古治下的杭州卻保持瞭繁榮。在世界帝國蒙古的背景之下，從世界各地遠道而來的人群、事物、文化聚集於杭州，為其帶來瞭遠勝於南宋時期的繁榮。這實在是令人吃驚。這種情況究竟是如何實現的呢？
一切的關鍵恐怕就在於——蒙古時代的杭州，就算沒有瞭南宋宮廷、中央政府，也毫無障礙地迎來瞭另一種繁榮。這才是馬可·波羅和伊本·巴圖塔所要傳達的、元代杭州充滿自由與開闊的面貌。
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除卻政治的經濟繁榮。在政治直接因素較弱的條件之下，仍存在擁有百萬人口的巨型城市。這在中國史上固然不必說，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空前的。而使之成為可能的蒙古時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呢？
（本文摘自杉山正明著《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5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佈。）
(原標題：杉山正明：蒙古是中國文明的破壞台中市化糞池清理台中通馬桶推薦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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